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人。因崇拜清初大画家石涛和现代革命家、文学家鲁迅而改名“石鲁”。作为中国美术史论界公认的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石鲁用自己的名字致敬“石涛”和“鲁迅”,表达其崇高的艺术思想和精神信仰，更用一生的创作探索，践行和坚守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理念。他在诸多艺术领域皆有建树，其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画印、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独创一格，作品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

石鲁15岁考入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图画系，系统学习传统绘画，临习石涛、八大山人、任伯年、虚谷等画家的山水花鸟，摹写扬州画派及吴昌硕等人的绘画作品，为后来的国画创作打下了基础。抗战爆发，他投身革命行列，于1944年调入陕甘宁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任创作员，他经常背着自制的画板为当地的老百姓以及老红军、小八路画素描速写。为扩大宣传力度，还进行了大量木刻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陕西美协工作，先后担任西北美协副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西安美协副主席等职。与赵望云一起团结西北一批画家，为创建“长安画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文革”中受迫害，几近死亡。“文革”后他重返画坛，担任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陕西美协、陕西书协主席，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等职，为“长安画派”的再度兴旺不懈努力。

石鲁无疑是20世纪中叶最具独特气质的艺术家，是中国画领域里最富于探索性、创造性和实验性的代表，是“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立志在革新改造中国画的基础上，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理念，注重在生活中发现创作灵感，在传统中寻找创新资源，因此他的艺术探索极具活力，作品极具个性。理性与激情，天才与癫狂，浇铸了石鲁在中国画坛上最耀眼、最富个性，也最具争议的大家魂魄，谱写了中国当代艺术史在思想深度、艺术高度、人格精神上独一无二的篇章。

说起石鲁，他的艺术对我的影响巨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术》杂志及其它刊物上，就看到过石鲁的印刷品，激动和崇拜的心情，经久不忘。1979年下半年，我在央美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中国美术馆隆重推出石鲁的大规模个展，二层全是石鲁的作品。第一次见到石鲁如此多的原作，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无法平息，我先后去看过七八次，每次都静下心来认真研读，每张画几乎都能背出来。石鲁作品对我冲击最大的两点：一是画面里表达的现代人的生活意境，毫无旧气，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结果；二是他的独特的笔墨语言，前不见古人，独树一帜。古人用笔最忌讳妄生圭角，但石鲁反其道而行之，以方折顿挫的方笔笔法化圭角为神奇，造就石鲁独特的笔法。石鲁艺术修养渊博，他将触觉伸向民间艺术、画像石刻，以及西方艺术等各个方面，包罗万象，为他所用，铸就了他独特的艺术造诣。

1980年11月，央美山水研究生班的4个同学，徐义生、龙瑞、王镛和我去华山采风。当时我提出，既然到了华山，不妨去西安拜访石鲁先生，经徐义生沟通之后得以成行。11月24日上午，我们到医院，见到了石鲁先生。他躺在病床上，头发胡子疯长，人很消瘦，但目光炯炯有神。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就挪动身子侧躺在床上。我们见到敬佩已久的石鲁先生，都很激动。想到石鲁先生重病缠身，于是不说废话，直接进入学术主题。石鲁先生首先介绍他如何观察华山，下面是我记录的当时石鲁的部分谈话：

我去华山住一星期多，主要就是观景，用望远镜观察，可以看出山中的笔墨、皴法，可以证明许多原理。山水风景非常丰富宽阔，转弯抹角又很多，通过望远镜才能看出各种关系。山水画首先是笔法、墨法、皴法，通过望远镜可以得到启示。

山水自然景观，肉眼看也是历历在目，古人运用了许多方法来表现它，我们还要用望远镜把皴法提炼出来。古人的荷叶皴，就是从真实的东西中变化而来的。画山水，行万里路很重要，我主张不要学我，我也不学别人，应该以自然为师。山水广阔，根据自己的性格，有主观想法，和客观结合起来，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方法。几个人画华山，画出来各不一样，艺术奥妙就在于此。只归结在物象特点上不行，还要归结到自己身上。题材可以接近，方法不一样就行了。

石鲁的很多观点，我都打心底地赞同，所以在我从事的艺术道路上，对石鲁的吸收既有思想层面上的，又有技法层面上的。他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使我逐渐明确了我的创作理念和教学理念，那就是“既要笔墨，又要现代”。“要笔墨”就是坚守民族立场、文化精神和笔墨精神；要“现代”就是与时俱进，构建新时代的形式语言。将古老的中国画转换为符合新时代审美要求的现代中国画，使其伴随着日益强大的中国，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为振兴中华民族、共筑伟大的中国梦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