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梅，一九零九年出生于湖南衡山的一个书香门第，故其印语曰：“家在洞庭衡岳间”。他的父亲陈嘉言，字梅生，为光绪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福建漳州知府，也曾在湖南主持过有名的船山学社，思想比较开朗。嘉言先生工诗文，擅书法，少梅自幼即在父亲的督导下赋诗、习字，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他更酷爱丹青，十六岁时参加了北平的湖社画会，故又号升湖。据说，当时他是湖社画会最年轻的一位成员，也是学习最刻苦者之一。当年旧京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画家，许多亦富，临习数遍之后，再准时归还画主。经几年磨砺，聪颖加勤奋，使他具备了比较坚实的传统山水、人物画收藏，陈少梅是借私人收藏临摹起家的。他每借得一件名作来，便如获至宝，躬身烛光之下，彻夜临摹功底；在二十岁左右已于画坛崭露头角。一九三零年，当他二十一岁时，作品就参加了比利时国际博览会，并获美术银版奖。此时，陈家家境日衰，他不得不以卖画为主。陈少梅的不凡之处在于，好多画家取法比较近，他上来就追得比较远，从宋元入手，走摹古的、传统的路子，所谓路子正。

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从明人唐寅、仇英得其秀逸清俊之气；从浙派戴进、吴伟得其磅礴生动之致；从元代倪云林得其幽淡恬静之趣；再溯源而上，直追宋代郭熙雄健明洁之妙，马远、夏圭遒劲苍润之势。

作品功力沉雄博大，足与古贤抗衡，形成了寓秀雅于阳刚的清劲画风，成为晚明以来弘扬北宋绘画最杰出的画家，有“唐寅以后第一人”的美誉，被认为：在近现代画坛上竖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一九三一年始，他由北京转赴天津，主持湖社画会天津分会，从事绘画创作，兼事授徒，并于京、津、沪举办画展，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位早熟的画家。启功先生说：“我比少梅先生虽仅小两岁，但学画时望先生的作品，已如前辈名家，可见他成就之早。”据吴云心先生回忆，“日军侵占天津时，陈少梅居达文里，志画为主，不求闻达。”当时的老画家赵松声在天津画坛很有声誉，为同道所尊重。赵画黄鹤山樵一派，造诣很深，与陈少梅所宗不同，而对陈却推崇备至，欣然自居陈下。陈则谦虚坦率，从不自炫其能，一无傲气，更无俗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积极努力于新美术事业，焕发了新的创作激情。
一九五三年底，他由天津回到北京，不幸于次年九月因患脑溢血病逝，惜享年仅四十五岁。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本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虽然对中国画坛也发起过冲击，出现了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潘天寿、傅抱石等一批从不同角度进行革新的艺术家，但大部分中国画家特别是山水画家还在继续沿着“四王”的路子蹒跚，显然已远远背离了师造化的优良传统，舍本求末，如无源之水，没办法失去了自己的生机。年轻的陈少梅部分地看出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困境，他感到必须找到一条新途，才能挽救中国画的颓势。当然，由于艺术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局限，他没有找到最根本的艺术源泉，也没有能够从西洋画艺术中汲取可借鉴之处。但他从被贬斥的所谓“北宗”的艺术中，发现了特异的艺术语言，找到了与自己相近的艺术个性，并希图从这里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他首先从郭熙，然后从马远、夏圭，一起到仇英、唐寅、吴伟等人的绘画入手，仿佛在混沌中找到了一线光明，在当时，就这一点来讲也是颇为不易的。

陈少梅上承马、夏、郭熙、浙派戴进、吴伟衣钵，兼师周臣、唐寅、仇英，一生转益多师，能工能简，水墨与重彩并长，山水、人物、花卉和书法均有一定造诣，为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同时我认为，马、夏也好，浙派也好，他们的表现技法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笔墨的造型意义多于笔墨的书法趣味，陈少梅由此转入表现当代生活无疑是较为便当的。他沿着自己选定的路子诚挚地探索着，终于把那几欲断绝的薪火重新点燃起来，形成了自己寓柔于阳刚的清劲画风，于艺坛独树一帜。陈少梅辞世已四十余年，画界无不为他英年早逝而惋惜。如果天公识人，假其高寿，这位具有深厚的传统基础又找到了艺术新途正在向着新的高峰攀登的丹青妙手，必将对中国艺坛有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