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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宝,1942出生,福建晋江人。196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画院专业画家、一级美术师,终身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岭南画派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作品数次入展全国美展,曾在国内外举办联展,并在新加坡、香港、加拿大等举办个展,作品曾在日本、意大利、印尼等国家展览,1993年获印尼元首授予“嗦罗王”勋章。不少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等单位收藏,出版有《王维宝画集》、《王维宝水墨山水画选》、《王维宝访日写生集》等专集。
王维宝是岭南画派杰出代表,他成名于六、七十年代,青年时代就经常发表作品并参与美术展览,得到国画大家李可染、关山月等的赏识。王维宝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受过良好的素描、色彩训练,他作品的抒情风格源自于早年乡村生活的经历和一种诗意的敏感。其作品多取材于岭南农村小景和山川湖瀑,笔下景物云烟幻灭,用色浑厚苍丽,风格清新秀丽,富有浓郁的笔墨韵味和生活情趣。王维宝早年曾从事木刻工作,故其画作在笔墨表现上吸收了木刻艺术的一些用刀特征,显出利索纯朴的韵味,具有浓厚的装饰意味。加上他对西画大胆借鉴,颇重用色,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艺术语言,于山水画之表现中增益颇多,令人耳目一新,另开眼界。
同大多数艺术家的成长经历不同,王维宝自幼并没有受到过良好的艺术熏陶,他走上绘画这条路,绝大部分原因是养家糊口的需要。王维宝出生在福建的著名侨乡——晋江的一个典型农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晋江乡下大字不识的农民,家里7口人,全靠父亲一人蹬三轮车拉客维持生计,家庭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对于小时候的困难生活,王维宝是这样回忆的:“我到上初中时才第一次有鞋穿。那双鞋是驻军调防时扔掉的破鞋,我们捡回来的,所以我十来岁就已经穿了大人的鞋。我们班上有一个家里比较富裕的同学,他有一双红袜子我很喜欢,他知道以后就把那双红袜子送给我。但是那是一双断了尾巴的红袜子,下面那一段已经断了、没了、破了,剩下上面那段是给别人看的。就像《马路天使》里那件只有领子的衬衣一样,当时就穷到这个程度。”
生活的困苦反而激发出小维宝的艺术天赋。在他很小的时候,王维宝就喜欢帮别人刻制图章。除了一点天生的兴趣之外,更主要的是这样可以换到一些小零食吃。后来,在一个版画老师的指导下,王维宝开始刻木刻。他总是刻得很专心,进步也很快。16岁那年,王维宝的第一张版画稿被《福建日报》采用发表,他也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一张八块钱的汇款单。
八块钱的稿费,现在看起来当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贫穷的农村家庭来讲,这是一个天大的数字。八块钱的稿费,给家人带来的是欢乐,给王维宝带来的却是对新生活的希望。从此以后,他就不停地画,不停地投稿,又不停地被退稿。往往就在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又会有作品见报,又会有稿费寄过来。王维宝说,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创作的习惯,就是少年时代养成的,是让贫困给逼出来的。
王维宝的家乡晋江是典型的闽南乡村,地少人多。生存的压力使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必须绞尽脑汁,早出晚归方勉强维持起码的物质生活。为了生活,王维宝的父母亲没有更多的时间管教自己的子女。这样,大自然就承担起了养育人、造就人的责任。在家乡的山坡上、溪流旁、田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少年王维宝的身影。他大胆、顽皮、勇敢、专注,成了一个独立不羁、无拘无束的“野孩子”。这段难忘的生活经历,对于王维宝的个人性格以及后来绘画风格的形成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9年,王维宝考入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开始了系统的专业学习。在校期间,他又创作了多幅优秀的版画作品。1963年毕业回福建,他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画笔。1969年,王维宝调回广东,1973年到广东省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在这段时期,《护苗》《友谊》《泼水节》《水乡夜哨》等大批优秀作品在王维宝的刻刀下问世,王维宝逐渐成为全国小有名气的版画家。从福建回到广东以后,王维宝成了家,这个漂泊多年的“晋江浪子”终于有了情感上的归宿。家庭对于王维宝来讲,就像是根据地,不管自己在外面怎样冲杀,回来始终都觉得温暖。
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创作都处于顺利发展的阶段之时,王维宝做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决定,这就是——抛弃自己熟悉的以人物画为主的版画创作,转向以山水画为主的国画创作。在问及当时他为何会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时,王维宝这么解释道:“我发现跟我的同学比起来,我画的人物画是最差的,我绝对不能跟他们比。但是我有丰富的乡村生活,对乡村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觉得很多人都在人物画这个大战场里牺牲了,因为太多人在争,都在表现,那就很难出头。而且美院出来的人,一般看不起山水画,但是山水画在社会上往往是最需要的。名家大多数出在山水画派,像李可染、关山月都是画山水画的,包括傅抱石。所以我就选择了山水画,我这是有自知之明。”
三十五六岁年龄,要将自己画了几十年的版画在一夜之间放弃,对于普通人来讲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王维宝做到了。他说,自己就是这样,做事情从来不拖泥带水。他扔掉了所有画板,连全国版画协会的会议通知也丢进了废纸篓!多年以后,王维宝用了两句话来总结自己的这次改变,叫做“定位准确,感情冲动”。
1976年王维宝画了一幅名为《人民胜利了》的国画。在这之前,一般此类题材是用人物画来表现的,很少有人用山水画的形式。原来的山水画最多画画几个水电站,几条高压线,没有什么创新可讲。王维宝的这次挑战,使人们眼前一亮。《人民胜利了》表现的是伟大历史时刻万众欢腾的场面。这幅作品一问世,就被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竞相刊登。它是全国第一次用山水画的形式来表现重大政治题材,它的横空出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王维宝的名字随着这幅画风靡全国,所以朋友们都开玩笑说,与其说是《人民胜利了》,倒不如说是王维宝胜利了。
王维宝并没有沉浸于这一时成功的喜悦之中。他知道,自己毕竟是刚刚涉足山水画,“盛名之下,其实难负”,要在新的领域取得成就,还必须继续努力。因此,当1979年有人邀请他参加广州的一次画展时,直觉告诉王维宝,这又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当时,王维宝的手头只有1张画。为了画展,他硬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赶着画了40多幅山水画。画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时竟然有新加坡的游客为了王维宝一张小小的画,三个人抛硬币决定,最后由赢家出400块钱购得。画展的顺利完成,令王维宝声名鹊起。之后他又多次参加全国性的画展,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山水画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尤其是在岭南画坛的地位。著名的美术评论家在评论王维宝的山水画时这样写道:“数间老屋,一湾浅水,三二小船,对当今仍然流行不绝的当代山水画抒情小品模式,完全可以说直接源自王维宝先声夺人的创举。”的确,王维宝的山水画在引领读者身临其境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和赞叹!自改画山水画以来,王维宝创作了《塘中秋》《金秋映玉池》《深秋村暮》《水潭金秋》等许多反映秋天和山村生活的作品,很多人都说王维宝的山水画特别耐看,而且越看越像,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有着浓浓的故乡之情,是家乡的青山绿水养育了他,给了他艺术创作的情感。就以他画的房子为例,很多人说王维宝的房子画得很生动,为什么生动呢?王维宝自己认为,因为他不只是画房子,他还可以盖房子。在做画的过程中,对房子的合理性、功用性他都了如指掌,所以他画的房子才能这样栩栩如生。
王维宝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小没受到什么约束,心灵的自由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因此,对同样走上绘画道路的小女儿王嶷,王维宝给予了充分的自由,给予女儿和其他同学充分交流的空间。而且在生活上,王维宝也从来没有给家庭和家人压力,不管是对妻子,还是对两个女儿。空闲的时候,王维宝时常会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去郊外,感受一下大自然,捕捉创作的灵感。在王维宝眼里,有了生活,才有了创作。野外那参差的树、大自然那绮丽的色彩,为他提供了无穷的创作源泉。在王维宝眼里,绘画艺术不单纯是画画,画画只是技术,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想像力和真诚。
在朋友的眼里,王维宝绝对是一个透明的人,大家都说他真诚、直率,王维宝却认为也不完全是这样。他说,真诚必不可少,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太真诚而使自己受到伤害。他以武侠片里“千斤顶”式的人物自喻,一个人浑身都是武功,但是最怕别人踢他肚皮下面的“三寸肉”,那是致命的。“一个人什么都很厉害,总是会有致命的一点,要保护好致命的那一点就行了。所以有时候我和别人讲,你别看我那么直率,其实我有非常小的致命的东西,我是很怕的,我是很隐秘的,我是不让人知道的。”
这就是王维宝,勤奋而不失机敏,真诚而不乏机智。无论是从他的作品,还是从他的为人,我们都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特点。正如他的山水画经常以秋天为主题一样,他的人生,他的艺术创作也都充满了秋的气息。我们有理由相信,仍然在辛勤耕耘的王维宝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因为王维宝属于大自然,属于收获的季节。